12月3日，護家盟發起「百萬家庭站出來！婚姻家庭，全民決定」遊行。攝：徐翌全/端傳媒2012年，台灣大學對面的懷恩堂地下室正舉行着一場名為「消失的性別界線」研討會。主辦的校園福音團契邀請來自香港的學者與台灣的大牧者與會，288個座位坐滿了近九成。一位牧者對着底下聽眾這麼說：
「如果基督徒沒有投入大量的人力、時間，還有各種最好的才幹的人才在這裏面的話，我們可能打不嬴這一場仗⋯⋯，支持同運（同性戀權利運動）的這些人，他們投入他們的時間、投入他們一輩子的生命在打這場仗。這是為什麼我們過去20年慢慢的輸掉，本來傳統是站在我們這邊的，但是我們慢慢失掉了。所以我要鼓勵更多的基督徒：『站起來！願神賜福我們，然後給我們呼召，我們願意參與在這場戰爭當中』，謝謝大家。」
那是「信徒」逐步轉變為「使徒」的某個瞬間，敦促着更多的基督徒為了「性別戰爭」走出來，他們和不同立場團體的衝突益發浮上檯面。
在同性婚姻修法闖關前，雙方曾經有幾次零星對戰：2006年基督教團體反對台北市編列預算支持「同志公民運動」；2010年倡議婦女墮胎應強制加入「諮商期」與「思考期」；2011年以基督信仰團體為主要成員的「真愛聯盟」，跳出來反對性別平等教育課綱實施等等⋯⋯，性別運動者與基督教團體間逐次蓄積着矛盾，都預示了如今這場「婚姻平權」爭論愈發猛烈。傳統教會的憂與怕
不論反同志或反墮胎，「家庭」始終是參與者的軸心詞彙；而這圍繞着「家庭」出發的思路有兩大源頭：美國高舉家庭價值的「基督教右派」，以及如今普遍滲透進台灣基督教各教派裏的「靈恩運動」。
回顧教會歷史，家庭價值逐漸成為基督信仰的核心，大約始於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。彼時教會開始講究「貞潔」並高舉家庭價值。隨着宣教士前往海外，這樣的價值信念也跟着傳往他地，包括中國與美國。過去擔任伴侶盟理事、關注基督徒性別平權的社運人士喬瑟芬分析：兩次大戰期間，美國女性開始走出家庭，代替上戰場的男人成為勞動力。戰後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並沒有回歸家庭，且開始萌生對於權利的追求，「傳統的男尊女卑被瓦解，這是教會被撼動的第一步。」 女權高漲的時代背景裏，改變的不只是女性權利，過往的身體政治與相伴的資源分配也跟着出現轉變，這讓常與「中產階級男性」等詞彙綁在一起的傳統教會感到恐慌。
戰後大環境的變動也影響着國家的社經政策與資源分配：1960年代口服避孕藥問世；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在「羅訴韋德案」（Roe v. Wade）判決中，以票數7：2確認「州法律反墮胎是違憲」。
另一方面，伴隨女性身體解放而出現的「整體離婚率的提升」也讓教會害怕。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陳文珊說，離婚率提升影響了國家資源分配與福利政策，例如像是國家要不要給單親媽媽補助等等；對基督教團體來說，「政府補助單親媽媽，會不會像是『鼓勵』妳離婚？」
女性身體被解放，生殖功能被改變，誘發了兩個層次的憂慮：傳統家庭結構的崩解，讓動盪時代家庭作為緩衝的功能消失；在基督教團體身上，家庭價值這條戰線受到嚴重挑戰。
教會傳統上對政治的影響力也在消褪，例如1962年美國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學校禱告。連同上述墮胎案的判決出爐後，教會意識到他們必須更積極進軍政治領域。
陳文珊認為，同志其實被當成了反對「性解放」的「替罪羊」。很明顯，基督教團體所提出的「同志問題」背後，都帶有濃厚的「異性戀」焦慮，是「異性戀家庭」傳統在當代社會格格不入下出現的危機。
1970年代，美國的基督教右派出現了組織雛形，例如1979年喬納森‧福爾韋爾（Jonathan Falwell）成立了道德多數派（Moral Majority），標榜「親家庭」、「反墮胎」，成為一個相當規模的政治遊說團體。像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（Jimmy Carter）在1976年競選總統時，就曾許諾如果他當選，他將召開一個會議，研究聯邦政府如何能夠支持美國的家庭價值，保守教派福音派（evangelical）就是他背後的重要支持者。
宗教團體積極進軍政治領域，開始參與反對墮胎、反平等權利法案的倡議，甚至涉入國際外交領域。陳文珊解釋，對基督教團體而言，「冷戰」是一場與共產主義對峙的戰役，「而共產黨是無神論，因此宗教與政治在這個前提下產生了連結。」
當時在台灣，執政的蔣介石、宋美齡都是基督徒，他們所屬的「國語教會」體系，也在「反共」的立...
詳原文：反對同性婚姻的主力，為什麼來自基督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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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:地方
報導者:端傳媒記者 呂苡榕 發自台北
媒體:端傳媒
日期:2016-12-26T03:00:00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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